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川江号子

　　一代一代传唱下来的川江号子，就像一扇窗户，透过它，可以看见这条母亲河边古往今来人们的生活。而今，长江变了模样，轮船变了模样，川江号子这扇窗已经隐隐关闭，但是，还有几位老人仍在艰难地挽留那些从“窗户”缝隙里透出的迷人光芒――

　　“想我们船工生活悲惨，风里来浪里去牛马一般;拉激流走遍了悬岩陡坎，头老打头老骂血汗吸干;衣无领裤无裆难把人见，生了病无人管死在沙滩;船打滥葬鱼腹尸体难见，抛父母弃儿女眼泪哭干。”

　　“二四八月天气长，情妹下河洗衣裳;清水洗来米汤浆，情哥穿起好赶场。”“哟―嗬―嗬……哟―嗬―嗬……一声号子我一身汗，一声号子我一身胆。”这是《川江号子》的不同片段。

　　从前，长江行舟没有马达，船工们就靠这些号子的号令，将旅客和物资从旅程的一头拉到另一头。因为三峡工程，川江现已蓄水至135米水位，昔日激流已成平湖，川江号子已不再有用武之地。当年的拉纤船工已是白发苍苍，有的甚至已经辞世，这些见证过两种航运方式巨大变革的弄潮人，再也无法在凛凛江风的伴奏下吼上一嗓子，川江号子这种融技术和艺术为一体的文化品种已成绝唱。

　　川江号子是长江的魂魄

　　即使精于号子的陈邦贵老人自己也不知道，千百年来传唱的川江号子唱的是自己还是前辈的生活。千百年来，这些号子流传下来，形成一种历史悠远的传统。这位谈起川江号子能滔滔不绝讲上半天的长者说，“川江号子是长江的魂魄”。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视川江航道为畏途。在千百年的木船航运时代，江上木船的动力来自船工的身体。每当逆江而上或者船过险滩的时候，船工们就得拉纤，而且，漫漫路途枯燥无味，需要精神调剂，川江号子遂应运而生。“巴渝民间艺术大师”陈邦贵13岁开始当船工，并师从久负盛名的彭绍清学习川江号子，他的演唱被同行誉为“川江号子正宗味”。在他看来，川江号子既是技术又是艺术，“那时的船全靠人拉，驾长如同汽车的方向盘，负责船只行走的方向;号子就像汽车的油门，控制船只的行驶速度。”因此，号子能够通过其节奏调节船工的用力，从而能够使船只顺利前行。同时，唱号子讲究嗓门亮、调子好、优美动听，因此，“也是一门艺术”。

　　长年从事川江号子研究、正在编撰《重庆市民歌集成》的77岁的彭孝纲老先生认为，川江号子时而激越时而舒缓时而风趣的转换，既能让当时的船工们解除愁闷、抒发情绪、调节身心，同时，因为船工大多是戏剧曲艺爱好者，川江号子也吸收了这些戏曲的一些元素，从而成为四川民歌的一个缩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川江号子是音乐化了的号令、是美化了的号令。”

　　学者连波在其著作《国乐飘香》中写道：川江船工号子犹如一个浓缩了的情感世界……由于川江船工号子所独具的魅力，使之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人心跳得缓不过劲来

　　“口和―呀―口左!口和呀口左!”

　　陈邦贵摆出一个看来很奇怪的姿势―――事实上他只是在演唱时不自觉地作出行船的姿势―――高声唱着，银白的头发随着他的歌声微微抖动。这位87岁的长者的歌声就像一只高速飞翔的云雀，沿着一条线，笔直地刺上了天。

　　记者的呼吸不由得随着他铿锵的音调和紧促的节奏而加速，心跳得厉害，缓不过劲来。

　　据《民族音乐概论》一书的说法，川江号子由平水号子、见滩号子、上滩号子、拼命号子和下滩号子等组成一整套。

　　而据陈邦贵介绍，为了适应行船需要，根据水势缓急，所唱号子的名称和腔调都有所不同，他就整理出26种号子唱腔曲牌，比如在开船时，唱莫约号子;船推到江心，唱桡号子;开始闯滩，唱懒大桡数板等等。

　　川江号子的节奏变化很大，在平静的江面唱的号子，舒缓悠扬，长于抒情，音乐性很强;而在闯滩时，紧促高昂，节奏急促;在最急流处唱的“交架号子”(学者称“拼命号子”)则雄壮紧张到了极致。不同曲牌都是独立的，但在实际应用中，因为劳动操作的连续性，各种号子能连接起来，形成“联曲”。

　　演唱时一唱众和。领唱者叫号子头或号子哥，在行船过程中，随着水情的变化，所有劳动工序的衔接、劳动强度的张弛，都靠号子头唱腔的变化来指挥，因此，号子头在船工中备受尊崇。有时，即使已装好货物，因为心仪的号子头尚在其他船上未归，整条船都会留下来等这个号子头。

　　号子头根据其嗓音，分为洪亮粗犷浑厚的“大筒筒”、高亢清脆的“边音”等不同流派。

　　川江号子中各种“数板”的唱词，往往是由号子头即兴编唱，并无定式，许多号子头往往是优秀的地方戏曲表演者，因而，号子在发展过程中，糅合了地方戏曲音乐的音调，其唱词大多源于戏文小调、民间传说或者沿江古迹。现阶段的许多号子作了很多创新，抗击非典、学习“三个代表”的内容也被编入号子之中。还有一部分川江号子并无唱词，船工唱的全是嘿、哟、嗨等语气词，这种曲牌大多以其节奏和气势而别具一格。

　　从某种角度看，号子头简直就是个行走江河的行吟诗人，他们大量运用赋、比、兴的手法，让旅程具有诗歌的意趣。

　　执著而艰难的挽留

　　9月23日，第八届中国重庆三峡国际旅游节暨首届世界大河歌会在重庆市朝天门广场开幕。受邀的世界著名大河所在国家的艺术团体在此演唱各自的大河歌曲，为中国重庆三峡国际旅游节助兴添彩。川江号子成为歌会序曲的背景音乐。

　　1954年前后，长江航道被疏浚整治，机动船的汽笛压过长江的波涛声，川江号子此后就在长江上消失了。如今，川江号子从现实生活中走上舞台。

　　但是，讲起当年在长江上唱川江号子的日子，陈邦贵仍描述得栩栩如生。显然，川江号子依然鲜活在陈老的生命里，这让他执著地和其他几个人一道，致力于川江号子的传承。正是这些努力，1955年，四川省专业音乐工作者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唱川江号子，获得金奖，川江号子从此蜚声世界;1956年4月，陈邦贵等人演唱的新编川江号子“夺红旗”参加全国职工业余曲艺观摩演出会，获得一等奖。

　　1987年7月，法国阿维尼翁艺术节组织“世界大河相会在塞纳河”的民间艺术交流活动，72岁的陈邦贵、蔡德元和陈昌福应邀演唱了川江号子，震惊了所有听众。

　　在陈老家中，磁带在廉价的录音机里转动，再现着昔日盛况。

　　但是，往事已成追忆。“我并不想个人出名，但我希望能趁我还活着，搞一些音像资料，把川江号子留给后世，川江号子不应该失传。”87岁的陈邦贵忧心忡忡地说，“可是，我没有钱，这怎么办?即使筹到了钱，能否得到相关部门批准?”

　　陈邦贵担心原汁原味的川江号子从此销匿，担心新来的演唱者没有生活积累，缺乏发自内心的情感共鸣，而使川江号子从此失去了它质朴的味道和充满野性的特质;他也担心写川江号子的人和船上生活的距离太远，写出一些“变味的东西”，一些“更应该叫歌而不是叫号子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