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的武隆人民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沟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有意破坏，并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以及沈阳城发起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怒潮。武隆与全国一样，各界有志之士，以学校为中心竞相呼应，在县内各场镇、农村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宣传活动，以唤醒全县广大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奋斗。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武隆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
抗日思想在武隆的传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作出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直接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在党的号召和组织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3月，“四川省抗日救国大会”在成都组织100多个社会团体参加的示威游行，游行群众达8万多人，工、农、商、学界实行“三罢”，强烈要求川军出川抗日。随后，重庆举行了“四川各界督促川军出兵救国请愿大会”；抗日思想随着这些活动的开展而传遍全川，激发了全川人民的抗日激情。
1932年春，戴北星、田鹤鸣等共产党员在省军委特派员张德荣同志的领导下，在涪陵各学校发动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当时在涪陵读书的武隆学生王昌杰、曹邦志、高松元、吴诗教、黄竹琴等，在何北征、甘在仁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活动中提高了觉悟，牢固树立了抗日救亡思想，开始不断将抗日救亡思想带回到家乡----武隆羊角碛。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七.七事变”后，国耻民仇激起了中华儿女的满腔仇恨。在外求学的武隆青年学生唐世昌等，回到鸭江、庙垭发动青年，组织成立了“二.一读书会”，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思想，号召当地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1年10月，在重庆川康民族剧团 (该剧团是共产党领导下组建的，专门进行抗日救亡思想宣传活动)工作的李一平(原名王忠显，武隆庙垭乡人)同志，因剧团被国民党反动派勒令解散，而回到庙垭以建立社会团体为名，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传播抗日救亡思想。1945年3月，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张黎群同志又先后派姜渡、彭兆庆、高枫 (武隆庙垭乡人)、刘天正等来到庙垭，与李一平一道在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至此，抗日救亡思想通过共产党人、进步青年、学生逐步从重庆、涪陵等城市传到了武隆各乡村，全县各地的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抗日救亡团体和活动的开展武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积极配合全国各地的抗日运动。武隆的抗日救亡活动，从1932年起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从未间断过。自羊角建立第一个“羊角抗日宣传队”后，陆续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群众团体组织。全县抗日宣传活动多以歌曲、书籍、戏剧、漫画等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大地的暴行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把抗日救亡的呼声传到全县的千家万户。
1932年，从涪陵县中师毕业回乡的学生王昌杰、曹邦治等，在羊角小学担任教师。他们一面教学，一面对学生进行抗日救亡教育，教学生们唱《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保卫大上海》等抗日歌曲，编排歌舞，在学校组织一支能歌善舞的抗日文艺宣传队伍。他们在羊角赶集的时候，带领学生宣传队敲锣打鼓来到街上，对老百姓宣讲“九、一八”事变和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组织在场群众，教唱《松花江上》、《流亡曲》等歌曲。凄惨的歌词和歌声，使围观群众潸然泪下、义愤填膺。
1933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以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提出了“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全国上下为之震动。成渝两地广大群众迅速掀起抗日救亡高潮，武隆各场镇的抗日宣传活动也更加频繁、迅猛。武隆羊角的高松元、吴诗教等爱国青年率先成立了“羊角抗日宣传队”，这是武隆县最早的一个抗日宣传群众团体组织。为了增强抗日宣传活动的吸引力，他们通过县内一些爱国人士的资助，将当地寺庙财产变卖后为学校买了一部风琴。这部风琴是当地唯一的一件西洋乐器，用来演奏音乐比使用锣鼓更能吸引群众。在宣传中，他们用风琴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上战场》等剧目，在街上公演吸引了赶场群众。“宣传队”除赶场表演节目外，还举行漫画展览，宣传队员们指着生动形象的漫画图，讲中国形势，讲到悲惨处声泪俱下，听众无不揪心痛恨日寇的惨无人道和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日行径。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临潼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逼蒋抗日，从而爆发了“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转入一个新阶段。武隆羊角青年王昌杰等，受重庆共产党员漆鲁鱼领导的“重庆救国会”的影响，在家乡组织成立了“新滩球队”，有20多人。球队广泛接触和团结进步青年，向他们宣传抗日道理。同时，他们还在羊角公园建立图书馆，用群众的捐款为图书馆买了留声机等各种乐器。图书馆的建立还得到武隆旅外学生的支持，他们为图书馆捐献了一大批革命书籍。每天晚上，街上和附近农村的群众来到图书馆，有的听抗日歌曲、有的看书、有的听演讲，使图书馆成为接受和传播进步思想的阵地。为了唤醒更多的民众看清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的真面目，“新滩球队”还通过排演的剧目和书写的标语，揭露五区 (武隆羊角)区长黄贤良的消极抗日态度。黄贤良知道后极为恼怒，禁止在辖区内宣传进步言论，派区丁查封图书馆，没收乐器和图书。羊角的爱国青年们更为愤怒，在晚上将标语贴在街头，或张贴在区署大门口，声讨黄贤良的罪行。1937年元旦前夕，“新滩球队”的全体队员在羊角公园搭好剧台准备演出。黄贤良惧怕进步思想的传播，更怕揭露自己，就以“聚民敛财”、“响应西安事变”的罪名，派区丁捣毁剧台，逮捕球队主要骨干王昌杰、高松元、吴诗教等人，并押送涪陵问罪。当时，四川军阀刘湘经中共上海特科派来的张曙时做了统战工作，由积极反共转为消极杭日。涪陵县长见形势已变，不敢把“响应西安事变”定为犯罪，又查“新滩球队”的“聚民敛财”，实为募捐建立图书馆，而且有帐可查，只好将王昌杰等人释放回家。此事件后，宣传队员们信心倍增，抗日宣传活动进一步深入。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8月，在涪陵读书的进步学生、武隆羊角青年黄竹琴，组织在涪陵读书的武隆学生成立了“抗日救亡宣传队”，假期回到武隆白马、羊角、土坎、巷口、中嘴、火炉等场镇组织群众集会，传播抗日救国的思想，进行抗日宣传。所到的场镇都写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强盗从中国赶出去”的标语；都能听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们不做亡国奴、要做中国的主人”的抗日歌声。在农村，羊角长坡乡的何诗鲁与当地的高中学生谢清亭、谢隆遇、龚松鹤一起，组织和发动40多名中小学生在长坡小学举办“暑假补习班”，成立“长风球队”。在补习班和球队中，教学生唱抗日歌曲、排演抗日戏剧，组织学生到农村院坝进行表演，宣传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7月7日，在“抗日救亡宣传队”的宣传下，迫于抗日形势和群众的压力，国民党羊角区区长黄贤良不得不在羊角公园举行“芦沟桥事变一周年”纪念活动。早晨，羊角、土坎、碑垭、长坡等乡的农民、学生1000多人,跟随抗日救国宣传队，扛着大幅标语，手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小旗，高呼“还我河山”的口号，浩浩荡荡地走进羊角公园参加纪念大会。大会开始后，宣传队队员拿出画有揭露日寇“三光政策”的漫画：房屋在燃烧、老弱妇女被杀害、孕妇被日寇剥去衣服剖腹而死、鬼子用刺刀高高挑起中国儿童在狞笑等。到会的民众看到这些漫画后振臂高呼：“打倒日本狗强盗”，声势之大、气势之壮，充分反映了武隆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腔仇恨。
1941年9月，李一平受党组织委派，与爱人彭克静一道回到家乡庙垭，举办抗日团体——“失学青年补习班”。以补习文化知识为掩护传阅进步书籍，向农村知识青年传播进步思想，秘密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43年，李一平利用王家宗祠举办校庆20周年之机，成立了“白云球队”，有球队队员20多人。这些队员先后到平桥、凤来、鸭江、弹子山等地，以打球为掩护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45年3月，姜渡、彭兆庆、高枫、刘天正等人来到武隆，与李一平等人组成农村工作组，发动群众，组织力量，开办大小壁报，书写大幅标语，高举“大家站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战死沙场我心愿，爷娘姨妹都安全”等标语下乡，宣讲日寇在中国所犯的罪行。这次抗日宣传活动，带动了更多的进步群众加入到抗日宣传的行列，点燃了全县广大群众抗日的熊熊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