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江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西方军事学家把敦刻尔克撤退列为二战著名战役之首。但早在此之前,在距离欧洲万里之遥

　　的中国,已经发生过一场影响二战格局的大撤退——宜昌大撤退

　　●在40天时间里,要把滞留在宜昌的人员和物资撤退到后方,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按照当时川江航线的运输能力,要完成这场抢运,需要一年时间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是45岁的卢作孚。他以一己之力,打通了全中国的“生命通道”

　　稍微对二战历史熟悉一点的人,都应该知道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1940年5月底至6月初,德军悍然入侵法国,将英法联军围困在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海滨城市敦刻尔克。在此情况下,英国政府举全国之力,用9昼夜时间,将33万联军人员和装备通过英吉利海峡抢运到英国。

　　这场绝境之中的撤退,为盟军保存了日后反攻的主力,也为最终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正如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议会报告中所说:“我们挫败了德国消灭远征军的企图,这次撤退将孕育着胜利!”战后,英国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亨利·莫尔指出,欧洲的光复和德国的失败就是从敦刻尔克开始的!美国军事历史学家则把敦刻尔克撤退列为二战著名战役之首。

　　但事实上,早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前,在距离欧洲万里之遥的中国,已经发生过一场影响整个二战格局的大撤退——宜昌大撤退。

　　这场在川江之上进行的大撤退的战略意义,绝不亚于“敦刻尔克大撤退”。通过川江航道,大量人员及战时物资由此进入中国的大后方,从而奠定了全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胜利基础。为此,有人后来将宜昌大撤退比喻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在川江的恒古奔流中,再没有其他任何一段历史,能像“宜昌大撤退”一样,让人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觉得热血沸腾。

　　1川江终点成为生死起跑线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进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战的重要运输线。当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水路交通就成为最重要的依仗。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滩多浪急,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西行的大船,当时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乘”,换上能走长江三峡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溯江进川。

　　川江航道的这种特殊性,差点置中国于死地。

　　1938年10月,战事告急,距宜昌仅300公里的华中重镇武汉沦陷,大批人流、物流,从华东、华中、华北地区涌向宜昌,等待被转运到大后方四川。只有10万人口的宜昌城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挤满,各种滞留人员最多时达3万。“一票难求”是最真实的写照。

　　著名作家叶圣陶当时就在逃难的人群之中,眼前混乱绝望的人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处都是人,大街小巷都是难民和难童的影子,旅店、茶楼、学校、寺庙、医院等,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不少人找不到住处,只有露宿街头。

　　面对此情此景,叶圣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

　　随着源源不断的人流涌入宜昌的,还有各种大型设备、器材、军工物资等。在1938年秋,宜昌江边数里长的空地上,已被密密匝匝的各种急待转运的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这数万吨战略器材是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如果不及时入川,后果不堪设想。有人后来追忆说,“大半年间,以扬子江中下游及海运轮船的全力,将所有一切人员和器材,集中到了宜昌。……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全部交付在这里了。”

　　而此时,张自忠将军率领的第33集团军,正在汉水防线阻击日军,几十万出川增援的军队和装备,也急待通过川江航线,奔赴战场。

　　更为严峻的是,这年10月中旬以后,长江上游还剩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轮船尚能航行,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入川。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货都必须在40天内运走。

　　宜昌,川江航线的终点,此时,已经成为了决定国家命运生死的一道起跑线。

　　日军已经开始向宜昌进发,日机也开始对宜昌进行轰炸。在40天的时间里,要把滞留在此的人员和战略物资撤退到后方,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按照当时川江航线的运输能力,要完成这场抢运,需要一年的时间。

　　2成功撤退绝境之中诞生奇迹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是卢作孚。

　　时年45岁的卢作孚,正值事业的巅峰期,他创办的民生公司“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是当时中国最大、最有影响的一家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本人也被海内外誉为“中国船王”。在抗战爆发之后,他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并被委任为国民政府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主管水陆运输。

　　1938年10月23日,卢作孚到达宜昌。就在半个多月前,他的远见和坚持已经为宜昌大撤退埋下了伏笔——他设法拒绝了国民政府军政部的命令,命令要他将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一律开到武汉长江下游田家镇凿沉,用以封锁江面,阻拦日军军舰沿长江进犯武汉。他反对这种自毁家园以断敌路的做法。他要竭尽全力,组织他的船队参加抗日救亡。

　　正因为还有这些被保留下来的船队,宜昌大撤退最终得以实现。

　　一抵达宜昌,卢作孚就连夜组织民生公司员工开会。会议持续了一个通宵后,一份严密、合理而又紧凑的运输计划终于出炉——将宜昌至重庆分为三段航行,宜昌至三斗坪,三斗坪至万县,万县至重庆。除大型设备、重要物资用专船直运重庆,再从重庆运送奔赴抗日前线的将士外,其他的轮船则进行分段抢运。鉴于三峡航道地形复杂,不能夜航,只能抢在白天航行晚上装卸。为此,在三峡航线增添了数个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码头搬运工3000多人和大量三峡险滩段纤夫,征用木船850艘,昼夜不停地装卸运输。

　　卢作孚还做出了一系列决定:尽一切可能不耽误时间,该打包的打包,该上趸船的上趸船;在调度策略方面,公营厂矿机器、工具、原料及公务人员一律优先运送;军工厂的设备、人员等由他们上级派人到宜昌组织办事处统一规划,与民生公司协商转口原则,严格执行,避免了“谁也不让谁”的争执;各船客位除了公务员需要紧急搭乘之外,应尽量留出舱位,由轮船公司根据登记名次公开安排售票;将二等以上舱铺全改为坐票,让达官贵人与平民同舱,这样增加一倍以上的载客量;票价降低,公教人员半费、难童免费,货物设备只收十分之一。

　　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启航,开出宜昌港。几百名孤儿难童在卢作孚亲自护送下第一批上船。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他们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的情景,令岸边观者无不为之感动。

　　在此后的30多天里,在滔滔川江上,冒着日机频繁轰炸的危险,各轮船多装快运、分秒必争,24艘轮船、850只木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码头搬运口号高昂激烈、峡江拉纤号子低沉回荡。

　　一场抢运民族工业命脉的战役,在争分夺秒地进行。“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的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这是卢作孚本人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的深情回忆。

　　到1939年12月初,江水低落,喧闹的宜昌城突然完全安静了下来。卢作孚独自一人在宜昌码头巡视了很久,码头上,剩下的就是些零碎废铁,人员已被撤运一空。

　　宜昌大撤退,奇迹般的结束了。

　　3彪炳史册撤退孕育了最终的胜利

　　事实上,整个宜昌大撤退,一直延续到1940年宜昌陷落。在整个大撤退期间,民生公司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损失轮船16艘,116名公司员工牺牲,61人受伤致残,经济上的损失更是难以估计。

　　但是,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在这个期间,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共计150余万人,货物100万余吨,仅抢运的军工设备就有兵工署的22厂、23厂、24厂、25厂、巩县分厂、汴厂和金陵兵工厂、南昌飞机厂等14个,还有大量的其他工业设备和党政机关、学校、科研机构、国家文物的物资。

　　卢作孚公司抢运的这些器材物资,很快组织起钢铁厂、兵工厂、纺织厂,每月生产手榴弹30万颗、迫击炮弹7万发、炸弹6000颗、子弹几百万发、军用十字镐20万把,从而保存了中国工业的命脉,为抗战胜利和大后方建设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1938年民生公司从宜昌抢运出的一船船重要物资,胜过了百万甲兵。

　　亲身经历了宜昌大撤退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将这场撤退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

　　当时的著名记者徐盈在其所著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中写道:“宜昌大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宜昌大撤退比他们还要艰苦一些。”毕竟,“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国家的力量,由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仅仅是依靠一支平民船队,却打通了全中国的“生命通道”,其过程更加艰苦卓绝。

　　2012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在报道这段历史时评价道:“当年,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西北建立了一系列工业区,尤其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工业区,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为前线的将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宜昌大撤退。”